《五月端阳》是我市作家张戬炜创作的、反映常州民国初年历史的舞台剧本。该剧由常州群星嘉年华文化传媒投资、市实验剧团投排，春节期间公演。

　　二十世纪初叶，“革命与反革命”是中国的社会主题。常州，这个一直深深地介入中国历史进程的城市，在这个主题上当然不会失语。以往，常州看多了吴稚晖、瞿秋白、李公朴等精英人物的宏大叙事，《五月端阳》则通过一群正邪相间的小人物，完成了常州这个历史时期的草根叙述，同时揭示了“民心自古如流水，载舟覆舟付笑谈”的社会规律。有评论家认为，《五月端阳》“小故事，大主题，具有史诗意义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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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文亨茶楼”，据说是常州城中的一家老茶馆，一些老辈子人对它记忆犹新，说起来头头是道，如数家珍。物换星移，沧海桑田，如今，它已悄然隐遁，无处觅其踪影。生灭迁变本是世间铁律，而历史演化设若从别一视角体验也具感伤蕴涵。

　　销声匿迹的“文亨茶楼”，在一部题名《五月端阳》的戏剧中，藉借艺术样式得以再现——事实上，它已不再是真实时空中曾经存在的那家常州茶馆了，它被“戏化”处理，成为剧的元素。一部以茶馆为场景的当代戏剧，出现在华语文化的阔大语境中，无可避免地令人联想起老舍先生的名剧《茶馆》：想当时，建国之初，积极“追求进步”的老舍，其创作态度谦虚得叫人感觉窝囊，他躬身聆听上上下下各方意见，反反复复诚恳而勤勉地修改，犹如一位恭敬而刻苦的小学生，但《茶馆》出手之后，他一反常态，绝少改动，倔强、固执得就像一尊石头——它是真正属于老舍自己的。

　　近些年来，颇有一批中国论家热衷于绍介、运用德国当代思想家哈贝马斯的“公共领域”理论，其中不乏将之阐释、剖析中国传统茶馆社会属性与社会功能的学术案例。移植而来的理论，常与本土事物貌似吻切实则相悖。在悠长的封建统驭大格局中，传统中国茶馆作为“公共领域”的特征实在微弱：《茶馆》的场景里赫然书写着“莫谈国事”的警惕提醒，《五月端阳》里也有类此台词作为口头提醒——有大禁忌而不得自由言谈的场合，何以称得“公共领域”？

　　我无意将《五月端阳》与《茶馆》相提并论。在我看来，《茶馆》是中国戏剧的一座高峰，难以企及，它在对生命悲剧性的掘发中表达着对生命的幽深怜悯，其间隐含着老舍的生命哲学，并且与老舍投湖自尽的生命终结之间存有某种隐喻的、类密码的关联。《茶馆》之后，所有以茶馆为场景的中国戏剧，无不处于其“影响的焦虑”之下。

　　《五月端阳》的编导显然明晓此间利害，他们在与《茶馆》相类的戏剧场景中展开自己的叙事。那个始终未出场的“革命党”人的孩子，他的存在及围绕他的戏剧冲突使得《五月端阳》具有显在的“政治”蕴涵。但在我看来，编导的表达主旨并不在政治层面，也正因此，那些具有鲜明政治向度的人物，如私塾先生刘冠玉（革命党人）在戏剧构思中并非主要人物，编导将戏剧叙事聚焦于茶馆老板张德生等茶馆场景中的众生——他们多与他们所处时代的“政治”关系疏远，他们不仅无意于时代的政治运作，而且谨小慎微地回避之。他们卷入一桩窝藏“革命党人”后代的“政治事件”，实在是被动而无奈。

　　刘冠玉将被杀的革命党人遗留的后代，临时交托给茶馆老板张德生——这是《五月端阳》戏剧叙述的情节起点；警察苟旺才的追踪、紧逼更多地传达着血腥、肃杀的时代气息；而由茶馆主人与诸茶客构成的茶馆众生，他们对事件的态度与反应，则是戏剧表现的重心。诚如前述，我不同意将传统的中国茶馆视为某种形态的“公共领域”，但我同时认为，传统的中国茶馆是有别于庙堂-官府的社会场域，它是老中国民间社会的有机构成要素，是老中国市井世界的组成部分。老中国茶馆的包容性，使得它有可能容纳三教九流各色人等，从而成为一类典型的“众生场”。

　　因此，当《五月端阳》的编导将戏剧聚焦于茶馆众人，其所有艺术努力意欲表现的对象自然就是——市井众生。在某个政治险恶的时代，茶馆里的市井众生“不小心”碰上了一桩“政治事件”，他们避之不及，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；他们身份不一，性格各异，有的胆怯怕事，有的投机敲勒，但基本良知却潜存于多数心底，并且在某种峻急的情状之中人性良知被激发，涌动为某种正义举动：那位革命党人后代最终不知为谁机智转移——如此“隐性处理”包含一层隐喻：从根本意义上说，是茶馆里良知犹存的多数集体保护了他，民间市井在卫护幼小弱者的生命过程中，显示出强劲的道义力量。

　　在我看来，《五月端阳》的意义呈示具有政治性皮相，但它的编导既无意给茶馆众生的多数赏以“进步”、“革命”之类帽冠，也无意以戏剧样式宣扬“政治进步”的概念化意旨，他们的艺术努力在意义指归上欲求超越政治范畴，其用力掘发处在于道德范畴。在一桩“政治事件”的故事框架内，《五月端阳》戏剧叙事的意义表达核心择定在：民间市井的道义资源。

　　将一个虚构戏剧故事，安置于曾经实有的空间场景（常州城里“文亨茶楼”），虚虚实实间，《五月端阳》寻索着一座城市的民风传统。